作為一個專門從事戰略研究的工作者，我很大一部分時間與講臺和講臺下的學生打交道。無論是在課堂上，還是在微信朋友圈，總是有學生向我詢問：老師，如果想學習和研究戰略，應當讀哪些書籍？

在這個知識和書籍“過剩”，而讀書人“稀缺”的時代，每當遇到這些“孺子可教”的好學生時，我總是不厭其煩，“薦”而不倦。

但是，在我列出的長長的書單中，名列第一的永遠是《毛澤東選集》。悲哀的是，面對這個剛剛故去不過40年——20世紀世界上最偉大的戰略家時，竟然有那么多的中國人對他是那樣的陌生，當然也包括他的書籍。

英國著名戰略學家勞倫斯.弗里德曼，在他的名著《戰略：一部歷史》中，曾非常感慨地寫到：“在單憑力量對比注定要失敗的情況下，真正考驗創造力的是弱者戰略。擅用弱者戰略的人會運用超常智慧，隨時留意成功的機會。力量較強的一方往往對自身的優勢資源習以為常，其策略不免單調、呆板、力量有余而機智不足……靠智慧取勝更能給人帶來滿足感。”

而毛澤東就是這樣一位擅用“弱者戰略”的人。終其一生，毛澤東都是在實力和資源處于嚴重劣勢的情況下，依靠他超人的戰略思維，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創造了一系列人類戰爭史和戰略史上——以弱勝強，以小博大的人間奇跡，從而使他邁入了世界超一流戰略家的行列。

《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是《毛澤東選集》的開篇之作，寫作于1925年12月1日，時年毛澤東32歲。

對于喜歡讀書寫作，此前已經寫出諸多著作的毛澤東來說，在選編自己的選集時，將這篇文章作為開篇，可見這篇文章在毛澤東自己心中的分量有多重。

在這篇戰略雄文中，毛澤東教導我們思考和研究戰略要做好“兩件事”。

第一件事是所有的戰略問題，首先是從準確地“定位客戶”、“識別對手”開始。

在西方的戰略理論中，最早談這個問題的，非德魯克先生莫屬。

1954年，早于安索夫先生10年，德魯克在他撰寫的《事業理論》一文中，對“我們的業務是什么？我們的業務將來是什么？我們的業務應該是什么？”三個問題提出發問。

進而，德魯克先生啟發我們，企業必須要在組織之外，回答清楚“誰是我們的客戶？客戶的需求是什么？我們給客戶創造的價值應該是什么？”這三個問題，如此才能回答上述的“三個問題”。

但是，整整比德魯克提前了30年，毛澤東就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開篇就振聾發聵地寫到：“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問題是革命的首要問題。”

對比來看，德魯克《事業理論》的發問簡直是對毛澤東發問的高水平的“抄襲”，但不如毛澤東更直接、簡潔與深刻。

我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英雄所見略同”，還是“天下不會有兩種真理”。如此，我們也明白了什么叫“陽光之下沒有什么新鮮的東西”。

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毛澤東教會我們的另一件事情是要學會“結構化”思維。

在戰略學中，“結構化”是一個極為重要的概念和方法。因為這個概念和方法的重要，世界著名戰略咨詢公司——麥肯錫咨詢公司的顧問們，曾寫了很多的書籍，來教會大家正確使用，如《金字塔原理》、《麥肯錫意識》、《麥肯錫方法》等等，至今依然擁滿暢銷書的書架。

為了找到自己的“客戶”，同時準確界定自己的“敵人”，毛澤東超前麥肯錫咨詢公司等N年，就用“結構化”分析方法，詳盡地分析了“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等中國當時社會的“五大”階級。

尤其發人深省的是，毛澤東高瞻遠矚地提醒道，中產階級“他們對于中國革命具有矛盾的態度，他們在受外資打擊、軍閥壓迫感覺痛苦時，需要革命，贊成反帝國主義發軍閥的革命運動；但是當著革命在國內有本國無產階級的勇猛參加，在國外有國際無產階級的積極援助，對于其欲達到大資產階級地位的階級的發展感覺到威脅時，他們又懷疑革命。”

由此，毛澤東得出結論，“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可能是我們的敵人，其左翼可能是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擾亂了我們的陣線。”

通過科學的“結構化”分析，進而精準地“定位客戶”、“識別對手”，從而實現“戰略預見”和實施“戰略指導”，這就是偉大的毛澤東，這就是戰略家的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