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毛澤東去世后，坊間一度有諸種傳說，說毛澤東不懂經濟，當時筆者正處于中學和大學時代，對毛澤東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當然只能人云亦云，認為毛澤東長于軍事短于經濟。
但是，隨著筆者年齡的成長，以及對毛澤東研究的逐步深入，才發現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軍事家，更是偉大的經濟學家，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建設時代，其有關于經濟建設的思想就已經非常的成熟，而且遠遠領先于時代，其許多有關經濟的思想與方法，即使在當今已經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和啟迪。
通讀《毛澤東選集》，我們會驚訝的發現，從1933年8月12日開始，《毛澤東選集》中選錄的文章，先后是《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12日）；《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年10月）；《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之后，《毛澤東選集》的入選文章，突然進入抗日戰爭時代，先是《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然后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然后是《實踐論》、《矛盾論》。
通讀《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我們會驚然的發現，從1931年11月初的“贛南會議”開始，毛澤東的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被斥責為“狹隘經驗論”。
此后，毛澤東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在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開的著名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嚴厲的“錯誤”批評和“指責”：
“對革命勝利和紅軍力量估計不足”，“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消極怠工”，“純粹防御路線”，“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議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戰爭指揮全責”，會議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
由此，在毛澤東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為嚴重的“打擊”開始了。
與瞿秋白同志在遭遇巨大打擊之后消沉不同，毛澤東在被“剝奪軍權”之后，依然“忍辱負重”，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開始紅軍“長征”之前，毛澤東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依然肩負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職責，“盡心盡力”地抓起“經濟工作”來。
學習毛澤東在此時期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我們得到的戰略啟發如下：
第一，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從《古田會議決議》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明確，人民軍隊是“戰略定位”，人民戰爭是“商業模式”，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是“方法論”，但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核心是“人民”。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沒有人民的依靠和依托，也沒有這支軍隊的一切。
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澤東強調：“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從來惜墨如金的毛澤東，在此不惜“婆婆媽媽”的說道：
“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
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為了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要想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
那么，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第二，真正的銅墻鐵壁，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面對“第五次反圍剿”，國民黨軍隊大筑“烏龜殼”—碉堡，毛澤東清醒地指出：
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第三，重要的問題是“方法”，不但要提出任務，“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方法。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
無數的組織，在戰略執行中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關鍵是“執行的方法”出了問題。
“出主意”，“用干部”，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重要主題。
“出主意”，顯然是個“方法”的問題。
僅僅提出“問題”，而不能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不是領導，更不是有“水平的”的領導。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
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因此，對于領導者來說，僅僅告訴下屬“做什么”，那是不夠的。毛澤東告訴我們，不僅要告訴下屬“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訴下屬“怎么做”和“為什么做”，這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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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澤東去世后，坊間一度有諸種傳說，說毛澤東不懂經濟，當時筆者正處于中學和大學時代，對毛澤東的研究尚處于初步階段，當然只能人云亦云，認為毛澤東長于軍事短于經濟。
但是，隨著筆者年齡的成長，以及對毛澤東研究的逐步深入，才發現毛澤東不但是偉大的軍事家，更是偉大的經濟學家，毛澤東在革命戰爭年代，特別是中央蘇區革命根據地建設時代，其有關于經濟建設的思想就已經非常的成熟，而且遠遠領先于時代，其許多有關經濟的思想與方法，即使在當今已經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年后，依然具有深刻的啟發和啟迪。
通讀《毛澤東選集》，我們會驚訝的發現，從1933年8月12日開始，《毛澤東選集》中選錄的文章，先后是《必須注意經濟工作》（1933年8月12日）；《怎樣分析農村階級》（1933年10月）；《我們的經濟政策》（1934年1月）；《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1934年1月27日）。
之后，《毛澤東選集》的入選文章，突然進入抗日戰爭時代，先是《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然后是《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為爭取千百萬群眾進入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然后是《實踐論》、《矛盾論》。
通讀《毛澤東傳》和《毛澤東年譜》，我們會驚然的發現，從1931年11月初的“贛南會議”開始，毛澤東的堅持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被斥責為“狹隘經驗論”。
此后，毛澤東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在1932年10月3日至8日召開的著名的“寧都會議”上，毛澤東受到嚴厲的“錯誤”批評和“指責”：
“對革命勝利和紅軍力量估計不足”，“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消極怠工”，“純粹防御路線”，“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會議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戰爭指揮全責”，會議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
由此，在毛澤東一生中“第三次”，也是最為嚴重的“打擊”開始了。
與瞿秋白同志在遭遇巨大打擊之后消沉不同，毛澤東在被“剝奪軍權”之后，依然“忍辱負重”，在中央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徹底失敗，開始紅軍“長征”之前，毛澤東在身患重病的情況下，依然肩負起“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職責，“盡心盡力”地抓起“經濟工作”來。
學習毛澤東在此時期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我們的經濟政策》，尤其是《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等文章，我們得到的戰略啟發如下：
第一，革命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從《古田會議決議》開始，毛澤東就已經明確，人民軍隊是“戰略定位”，人民戰爭是“商業模式”，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是“方法論”，但人民軍隊、人民戰爭、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核心是“人民”。
沒有一支人民的軍隊，就沒有人民的一切；
沒有人民的依靠和依托，也沒有這支軍隊的一切。
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毛澤東強調：“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我們應當注意的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
從來惜墨如金的毛澤東，在此不惜“婆婆媽媽”的說道：
“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鹽問題。婦女群眾要學習犁耙，找什么人去教她們呢？小孩子要求讀書，小學辦起了沒有呢？對面的木橋太小會跌倒行人，要不要修理一下呢？許多人生瘡害病，想個什么辦法呢？”
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為了群眾才能進行戰爭。
要想得到群眾的擁護嗎？要群眾拿出他們的全力放到戰線上去嗎？
那么，就得關心群眾的痛癢，就得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一切問題。
第二，真正的銅墻鐵壁，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面對“第五次反圍剿”，國民黨軍隊大筑“烏龜殼”—碉堡，毛澤東清醒地指出：
同志們，這果然是銅墻鐵壁嗎？一點也不是。你們看，幾千年來，那些封建皇帝的城池宮殿還不堅固嗎？群眾一起來，一個個都倒了。
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
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
在革命政府的周圍團結起千百萬群眾來，發展我們的革命戰爭，我們就能消滅一切反革命，我們就能奪取全中國。
第三，重要的問題是“方法”，不但要提出任務，“嚴重地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方法。
我們不但要提出任務，而且要解決完成任務的方法問題。
無數的組織，在戰略執行中之所以出現這樣那樣的問題，關鍵是“執行的方法”出了問題。
“出主意”，“用干部”，是毛澤東領導方法的重要主題。
“出主意”，顯然是個“方法”的問題。
僅僅提出“問題”，而不能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那不是領導，更不是有“水平的”的領導。
我們的任務是過河，但是沒有橋或沒有船就不能過。
不解決“橋”或“船”的問題，過河就是一句空話。不解決方法問題，任務也只是瞎說一頓。
因此，對于領導者來說，僅僅告訴下屬“做什么”，那是不夠的。毛澤東告訴我們，不僅要告訴下屬“做什么”，更重要的是告訴下屬“怎么做”和“為什么做”，這才是一個合格的“領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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