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和國群星璀璨的將帥中，林彪是個“獨特”的人。

文弱書生、靜若處子、不擅交際、極端自尊、用詞簡潔精準、喜歡“背地圖”、喜歡“琢磨”“打巧仗”、戰術天才、“敢犯龍顏”，等等，皆不足以給“林總”準確“畫像”。一句話，“林總”既是共和國將帥中少有的正宗“黃埔生”，又是共和國將帥中少有的“喜歡用心打仗”的人。

正因為喜歡“用心”、“用腦”打仗，“喜歡琢磨”問題，“林總”從井岡山時代開始，就被毛澤東卓越的戰略智慧和領袖風范所吸引，積極地追隨毛澤東。但是，當面對革命低潮，以及“對于識局的估量”充滿悲觀情緒的時候，“林總”提出了“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千古一問”。

“紅旗到底能夠打得多久”，是“天才”戰術家的“天才”之問；“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是“偉大”戰略家的“偉大”回答。“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迂回曲折”、“以迂為直”是戰略之路，戰略從來是“間接的”，是“曲線”，而非“直接”和“直線”。

面對林彪的“天才”之問，剛剛開完“古田會議”的毛澤東，不顧大病初愈的身體虛弱，于1930年1月5日，以書信的形式給了林彪“振聾發聵”的回答。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對我們的戰略啟發，主要有：

第一，在戰略關節點，要及時回答下屬提出的“為什么”。管理就是解決問題，解決做什么，怎么做，為什么做“三大”問題。在無數的企業中，戰略之所以不能落地，不能得到有效的執行，原因在于企業的高層和員工不知道、不懂得“為什么”這么做。

戰略的制定從“做什么”開始，戰略的執行從“為什么”開始。告訴下屬“為什么”，是一把手的“天職”。

所以，接到林彪充滿悲觀情緒，并且具有相當“代表性”的“元旦賀信”后，毛澤東以偉大戰略家的遠見卓識和革命導師的“諄諄教誨”之情，給林彪和“林彪們”畫出了一幅中國革命戰略未來的“清晰藍圖”，使林彪和“林彪們”消除了疑慮，破除了悲觀，堅定了革命信心。

第二，只有結合國際大格局和國內小格局做深入分析，才能制定正確的戰略。許多企業的戰略制定為什么失敗，失敗就失敗在就企業規劃企業，就今天規劃今天。所有的組織都是生存在一定的環境中，戰略是組織能力和環境互動的產物。沒有對環境形勢和未來發展趨勢的準確判斷和精準預見，就沒有企業的未來。

毛澤東針對“林彪們”“雖然相信革命高潮不可避免地要到來，卻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來的可能，因此不贊成爭取江西的計劃，而只贊成在福建、廣東、江西之間的三個邊界區域的流動游擊，同時也沒有在游擊區域建立紅色政權的深刻的觀念，沒有用這種紅色政權的鞏固和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等問題，毛澤東深刻地指出：這種理論的來源，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這件事認清楚。

如果認清了中國是一個許多帝國主義國家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就會明白全世界何以只有中國有這種統治階級內部互相長期混戰的怪事，而且何以混戰一天激烈一天，一天擴大一天，何以始終不能有一個統一的政權；就會明白農民問題的嚴重性，因之，也就會明白農村起義何以有現在這樣的全國規模的發展；就會明白工農民主政權這個口號的正確；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內部長期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和游擊隊的存在和發展，以及伴隨著紅軍和游擊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區域的存在和發展；也就會明白紅軍、游擊隊和紅色區域的建立和發展，是半殖民地中國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農民斗爭的最高形式，和半殖民地農民斗爭發展的必然結果，并且無疑義地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會明白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不能完成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德毛澤東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有計劃地建設政權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擴大人民武裝的路線是經由鄉赤衛隊、區赤衛大隊、縣赤衛總隊、地方紅軍直至正規紅軍這樣一套辦法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地向前擴大的，等等的政策，無疑義地是正確的。

總而言之，必須這樣，才能促進革命的高潮。

第三，只有洞察本質，才能對敵我力量做出科學的估量；只有對敵我力量做出科學的估量，才能制定出可行的戰略對策。在做企業戰略分析的時候，競爭對手的分析是重中之重，但許多企業恰恰由于對競爭對手的分析過于簡單和形式化，從而導致了“競爭戰略”的“失效”。

在對競爭對手進行分析時，毛澤東寫道：犯著革命急性病的同志們，不切當地看大了革命的主觀力量，而看小了反革命力量。其結果，無疑地是要走上盲動主義的道路。另一方面，如果把革命的主觀力量看小了，把反革命力量看大了，這也是一種不切當的估量，又必然要產生另一方面的壞結果。

現在中國革命的主觀力量雖然弱，但是立足于中國落后的脆弱的社會經濟組織之上的反動統治階級的一切組織（政權、武裝、黨派等）也是弱的。所以中國革命的走向高潮，一定會比西歐快。

我們看事情必須要看它的實質，而把它的現象只看作入門的向導，一進了門就要抓住它的實質，這才是可靠的科學的分析方法。

一九二七年革命失敗以后，革命的主觀力量確實大為削弱了。但若從實質上看，便大大不然。這里用得著中國的一句老話：“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它在中國的環境里不僅是具備了發展的可能性，簡直是具備了發展的必然性，這在五卅運動及其以后的大革命運動已經得了充分的證明。

第四，只有抓住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才能做出科學的戰略決策。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矛盾是決定企業發展戰略方向和政策策略的主要力量，因此戰略決策必須要善于捕捉事物發展的主要矛盾和重要矛盾。

在分析引起中國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時，毛澤東寫道：如問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快要到來，只有詳細地去察看引起革命高潮的各種矛盾是否真正向前發展了，才能作決定。

既然國際上帝國主義相互之間、帝國主義和殖民地之間、帝國主義和它們本國的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是發展了，帝國主義爭奪中國的需要就更迫切了。

帝國主義爭奪中國一迫切，帝國主義和整個中國的矛盾，帝國主義者相互間的矛盾，就同時在中國境內發展起來，因此就造成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一天天擴大、一天天激烈的混戰，中國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就日益發展起來。

伴隨各派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軍閥混戰而來的，是賦稅的加重，這樣就會促令廣大的負擔賦稅者和反動統治者之間的矛盾日益發展。

伴隨著帝國主義和中國民族工業的矛盾而來的，是中國民族工業得不到帝國主義的讓步的事實，這就發展了中國資產階級和中國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中國資本家從拚命壓榨工人找出路，中國工人則給以抵抗。

伴隨著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中國商業資本的剝蝕和政府的賦稅加重等項情況，便使地主階級和農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貸的剝削更加重了，農民則更加仇恨地主。因為外貨的壓迫、廣大工農群眾購買力的枯竭和政府賦稅的加重，使得國貨商人和獨立生產者日益走上破產的道路。

因為反動政府在糧餉不足的條件之下無限制地增加軍隊，并因此而使戰爭一天多于一天，使得士兵群眾經常處在困苦的環境之中。

因為國家的賦稅加重，地主的租息加重和戰禍的日廣一日，造成了普遍于全國的災荒和匪禍，使得廣大的農民和城市貧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因為無錢開學，許多在學學生有失學之憂；因為生產落后，許多畢業學生無就業之望。

最后毛澤東總結道：如果我們認識了以上這些矛盾，就知道中國是處在怎樣一種皇皇不可終日的局面之下，處在怎樣一種混亂狀態之下。就知道反帝反軍閥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樣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會要到來。

中國是全國都布滿了干柴，很快就會燃成烈火。“星火燎原”的話，正是時局發展的適當的描寫。只要看一看許多地方工人罷工、農民暴動、士兵嘩變、學生罷課的發展，就知道這個“星星之火”，距“燎原”的時期，毫無疑義地是不遠了。

第五，戰略預見是預先看到事物發展的前途趨向，而不是機械地規定時日。善于預見歷史發展的趨勢和方向，從而掌握駕馭歷史事變進程的本領，是一切偉大戰略家的重要品格。

沒有預見就沒有領導，沒有預見就沒有勝利，沒有預見就沒有一切。

透過上述分析，毛澤東通過準確把握“現實性”和“可能性”辯證關系，通過透過現象抓本質，通過“執因果而看歷史”，通過詳細分析各種矛盾及矛盾的各個方面，精準地預見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未來，引領了中國革命發展的歷史走向，照亮了革命隊伍前進的方向，厘清了纏繞在同志們心頭的悲觀主義的陰霾。

最后，毛澤東在文章的末尾，以革命浪漫主義的筆觸寫道：所謂革命高潮快要到來的“快要”二字作何解釋，這點是許多同志的共同的問題。

馬克思主義者不是算命先生，未來的發展和變化，只應該也只能說出個大的方向，不應該也不可能機械地規定時日。

但我所說的中國革命高潮快要到來，決不是如有些人所謂“有到來之可能”那樣完全沒有行動意義的、可望而不可即的一種空的東西。

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桿尖頭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

文章的末尾，我想說的是，1969年9月，極度自尊的“林總”在重游井岡山時，填寫了兩首《西江月?井岡山》：

繁茂三灣竹樹，茫茫五哨云煙。井岡搏斗憶當年，喚起人間巨變。紅日光彌宇宙，戰旗涌作重洋。工農億萬志昂揚，誓把敵頑埋葬。

四十年前舊地，萬千往事縈懷。英雄烈士名蒿萊，生死艱難度外。志壯堅信馬列，豈疑星火燎原。輝煌勝利盡開顏，斗志不容稍減。